回顾∶毛主席的恩师黎锦熙决定不去台湾：要在北平等一位伟人

1913年到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度过了5年的学生生活，在这5年里，他从一个普通的学生成长为一位有理想、有才华、有远见的进步青年，为他以后引领中国革命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一师范

毛泽东能够完成如此大的转变，离不开第一师范4位恩师的悉心栽培，今天帝哥就来给大家介绍这4位恩师的事迹。

杨昌济

杨昌济早年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10年，1912年他回国以后，毅然回到家乡湖南长沙。湖南都督谭延闿得知杨昌济精通中学西学，又有一定的社会声望，要聘请他担任教育司司长，杨昌济却拒绝了，他来到第一师范，担任了修身和教育学的教员。

毛泽东非常喜欢杨昌济的课，他经常去杨昌济家里探讨问题。有一天，毛泽东对杨昌济说：“如今国无宁日，而我已是20多岁的人了，应该结束学业，立即为国出力，所以我想退学。”

杨昌济非常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但他劝毛泽东说：“我的看法是凡事要有扎实的基础，包括思想的基础，智能的基础，团体的基础。如今已经进入20世纪，这是科学昌明的世纪，各种学科都是关联的。只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办成大事的。”

杨昌济

毛泽东认为杨昌济说的“打基础”和“靠群体”确实是金玉良言，于是终于打消了退学的念头。

杨昌济不仅教授学生学问，而且非常注重体育的研究，他曾说过：“欲为生存竞争，则于身体为大活动，不可不强健其身体，即教育不可不置重于体育。”

而且杨昌济本人也身体力行，坚持体育锻炼，他喜欢冷水浴、做体操、长途步行，还曾自创了一套保健操“七段功”。在杨昌济的影响下，毛泽东也迷上了体育，不仅自己加强体育锻炼，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在1917年发表在了《新青年》杂志上。

《体育之研究》

毛泽东曾深情地回忆说：“青年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老师是杨昌济……他讲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立志做一个公平正直、品德高尚和有益于社会的人。”

1918年6月，杨昌济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大担任伦理学教授。这年8月，毛泽东也来到北京，在杨昌济的介绍下，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担任管理员一职，并因此结识了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后来毛泽东曾回忆说：“在北大遇到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19年冬天，杨昌济不幸病重，他在临终前专门给好友章士钊写信，向他郑重推荐毛泽东和另一位学生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1920年1月17日，杨昌济病逝于北京德国医院，终年49岁。这年1月下旬，杨昌济的妻子向振熙和女儿杨开慧将他的灵柩运回长沙安葬。毛泽东当时因为有事在身，没能同杨开慧一起南归。许多年后，当毛泽东谈及这件事时，依旧不无感慨地说，“当年没能送恩师的灵柩南归”是他平生的一大“憾事”。

黎锦熙

黎锦熙，字邵西，1890年2月2日出生于湘潭县石潭坝的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与毛泽东是同乡。黎锦熙的父亲是清末秀才，所以他和七个弟弟都受过高等教育，并且都成名成家，所以有“黎氏八俊” 的美称。

黎锦熙

1913年春天至1915年秋天，黎锦熙在第一师范担任历史和国文教员，刚好这两门课都是毛泽东最喜欢的，因此他经常就历史上和国文中的一些问题向黎锦熙请教。但毛泽东对于其他知识，并不感兴趣，他甚至还想过要隐居山林，潜心研读古籍，然后模仿康有为、梁启超，等到学成之后再进行创新。

但黎锦熙却很不以为然，他向毛泽东指出：一个学者，要想成为政治家、事功家，必须要有广博的知识，这种广博，不仅仅在于精通某一专门的学问，还要通晓百科；不仅仅要精通古典经籍，还要对现代知识有全面的了解。

黎锦熙还给毛泽东举了王安石的例子，指出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缺少社会知识，一味仿古，所以他建议毛泽东先广泛地学习和涉猎知识，等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再进行深入钻研，这一番话让毛泽东深受启发。

1915年初，黎锦熙和杨昌济在一师内部发起组织哲学研究小组，毛泽东也加入其中。杨昌济推荐给小组的读物主要是西洋哲学、伦理学以及宋元明哲学，黎锦熙推荐的是英国人的社会学研究。

在这段时间，黎锦熙不仅在学业上给予毛泽东指导，也经常和他畅谈时事政治，正是在小组的不断讨论中，毛泽东得出了要“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的结论。所以黎锦熙可以说是毛泽东参与社团活动最早的导师。

青年时的毛泽东

1915年9月，黎锦熙应民国教育部的聘请， 来到北京担任教科书特约编审员。1918年，毛泽东来到北京后，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去拜访黎锦熙，然后和他讨论国家大事，经常一去就是一天。

黎锦熙非常欢迎毛泽东到他这里来，他也知道毛泽东的生活艰苦，因此每次毛泽东过来时，他都会让家里人多做些好菜，让他打打“牙祭”，那时毛泽东的烟瘾已经很大了，却买不起香烟，于是黎锦熙便把自己的“大炮台”香烟给他抽，让他过足烟瘾。

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了北京，此后30年间没有再到过北京，他逐步走上了职业革命家道路，而此后的黎锦熙潜心学术，与政治渐行渐远，两人天各一方，渐渐失去了联系。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授的黎锦熙随着学校迁到了陕西城固。学校的老师马师儒是陕西米脂人，他在1938年探亲回到了延安，并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向他打听黎锦熙的情况，并让他代自己向老师问好。

后来，毛泽东又让人给黎锦熙送了一本自己写的《论持久战》，黎锦熙收到以后很快地读完了，他对自己的夫人说：“毛润之真是个了不起的伟大人物！你看他在今年五月的这个讲演讲得多么好啊，道理说得多么透彻，多么明确，多么有说服力啊！”

黎锦熙

1948年12月，北平已处于人民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北京师范大学教务处多次通知黎锦熙夫妇乘飞机飞往台湾，教务长也亲自来请他，黎锦熙却说：“谢谢你，我们不走，我们可要在这里等一位唐宗宋祖都稍逊风骚的伟人哩！”

1949年3月，毛泽东来到了北平，他的小学同学汤璪真告诉他说，黎锦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现在就在北京，他听了非常高兴。

6月17日，毛泽东在汤璪真的家里见到了已经30年没见的黎锦熙，他非常兴奋，连忙握住老师的手说：“黎老师，黎老师，您好哇！”

黎锦熙热泪盈眶，连说：“不敢当，不敢当。”

新中国成立以后，黎锦熙一直力于语文的教学工作，他在对汉语语法研究、文字改革和教育事业等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先后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五届委员。

黎锦熙的著作《怎样教学中国语法》

1978年3月27日，黎锦熙去世，享年89岁。

徐特立

1877年，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幼年时读了6年私塾，15岁时便因家贫而辍学，18岁时，他开始当蒙童塾师，边教学边读书。

徐特立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但他靠着自学，很快精通了古文、历史、地理和数学等知识，学识非常渊博，他深知贫苦的孩子读不起书，于是便决定大力发展小学、师范等基础教育，让更多的人都能上得了学。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徐特立在长沙的多所学校任教，薪水很高，但他却一直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一年到头布衣布鞋，在学校吃食堂，他的家眷一直留在乡下，夫人在家喂猪种菜，维持家庭生活。徐特立每次从学校回家都是步行，要走80里路，而且路上他也舍不得花钱买吃的，都是自己带些家炒的薯片作充饥之用。

徐特立

徐特立把省下的钱全部用于投资教育，几年下来欠债六七百元，很多人都笑他傻，并给他取了“徐二镥锅”、“徐二叫化”这样的绰号。

毛泽东却对此深表钦佩，他曾说：“徐先生常常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担在自己肩上，惯于摆烂摊子，顶烂斗笠；在没有一间房子、没有一个钱的情况下，居然创办一所规模不小的师范学校，这真是镥锅精神。这种对他的讥笑，实际上是对他的赞扬。”

后来毛泽东也继承了徐特立朴素的作风，即便成为最高领导人以后依然如此。

毛泽东在一师上学时，经常找徐特立请教治学的事，有一天他问徐特立该如何读书，徐特立说：“我认为读书要守一个‘少’字诀，不怕书看得少，但必须看通、看透。要通过自己的思想来估量书籍的价值，要用一个本子摘录书中精彩的地方。总之，我是坚持不动笔墨不看书的。这样读书，虽然进度慢一点，但读一句算一句，读一本算一本，不但能记得牢固，而且懂得透彻。”

徐特立的书法

徐特立的话给了毛泽东非常大的启发，他之前读书就存在着贪多求快、不求甚解的毛病，此后的几十年，他都坚持着“不动笔墨不读书”，在他看过的书里，随处都可以看见密密麻麻的批注，这为他渊博的学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6年12月，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在长沙和老师徐特立见面，他向徐特立介绍了当前革命的形势，并建议他“走出书斋，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考察一下，体验一下”，毛泽东的话给了徐特立很大的启发，他决定放弃自己的“教育救国论”，开始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徐特立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南下时，他又被任命为第20军第3师政治部主任。1928年5月，徐特立被选派到莫斯科中央大学学习，并在莫斯科参加了党的“六大”。

1930年，徐特立回国以后来到了中央苏区，毛泽东和朱德亲切接见了他，毛泽东高兴地对老师说：“徐老呀，我们又碰到一起来了！”

徐特立

1934年10月，已经57岁的徐特立，作为红军中最年长的同志参加了长征，在途中他把自己的马让给了伤员，并带头挖野菜，一路上虽然艰苦，但他凭借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顽强地克服困难，被广大指战员称赞不已。1936年，59岁的他顺利完成长征，到达陕北。

193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60大寿，毛泽东决定给他祝寿，一方面是宣扬典型，鼓舞红军的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戳破国民党的谎言，表明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徐特立写下了一封信：“徐老同志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当时延安的物资极度匮乏，没有蛋糕，中共中央办公厅就蒸了60个馒头作为寿糕，并在上面绣了“敬祝徐老健康长寿，为革命的宣传教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这让徐特立非常感动。

毛泽东和徐特立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一次徐特立从南方来到北京，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就座前，徐特立让毛泽东坐上座，但毛泽东坚持说:“你是主席的老师，一日之师，终身为父，你应该坐上席。”并坚持让徐特立坐了上坐。临别时，毛泽东专门将自己的呢子大衣送给老师，依依惜别。

1968年11月28日，徐特立在北京病逝，享年91岁。中共中央为他送上了悼词：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伟大的一生。

袁吉六

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同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曾聊到了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经历，他说：“学校里有个国文教员，学生给他取了‘袁大胡子’的绰号。他嘲笑我的作文，说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半通不通，我只得改变文风。我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体。所以多亏大胡子，今天我在必要时，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

毛泽东说的这位“袁大胡子”就是他的恩师袁吉六，是一位人品才华俱佳的饱学之士，曾两次有恩于他。

袁吉六

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袁吉六一直是他的国文老师。当时毛泽东的作文最被学们所推崇，因为他的观点新颖，文笔流畅，下笔滔滔不绝，令人看了很有耳目一新之感。

袁吉六虽然也很欣赏毛泽东的才华，但每当他批改毛泽东的作文时，就感到很恼火。因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受梁启超改革维新思想和胡适等倡导的新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在文言文作文中经常夹杂一些白话文。有一天，袁吉六终于忍受不了，给毛泽东的作文判了不及格，并在课堂上当众宣布了这一结果。

下课以后，袁吉六主动叫住毛泽东说：“润之君，今晚请你到我家里来，我们谈一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早早地来到了袁吉六家里，袁吉六开门见山地说：“润之，你的文才是不错的，但为什么我给你的作文批不及格呢？因为你的写法不对头啊，你用的是新闻记者的手笔！”

毛泽东愣了一下，然后说：“梁启超先生不也是用的新闻记者的笔法么？”

袁吉六严肃地说：“梁启超？梁启超的思想当然是好的，我赞成，可是他的文章，半文不白，还叫什么‘新文体’？”

随后袁吉六从书架上抽出一部《韩昌黎全集》，塞到毛泽东的手里说：“你看看，这里有‘新闻记者’的笔法么？”他又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本子，翻开一页，对毛泽东说：“你看，这是老朽的拙作，也是刻意仿古，何曾敢耍半点花腔？”

《韩昌黎全集》

毛泽东接过一看，原来是一首五言古诗《过凤滩》：

险哉百八滩，凤滩长且陡。尚隔九重山，已闻滩声吼。将下伏波祠，虎豹夹舟走。峭壁蹴两岸，但漏天一绺……

这天袁吉六和毛泽东聊到很晚，最后他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说：“润之，岂不闻‘文章妙来无过熟’呀！只要你多读、多写、多想、多问，以你的文学才能，熟烂于心，顺应于手，自是指日可待！”

毛泽东听后深受触动，他专门从一家旧书店买来了一部《韩昌黎全集》，开始逐篇熟读。经过一番努力，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风格、技巧乃至词句，都已融会贯通。他写的文章不仅具有纵横捭阖、一泻千里的气势，而且其中一些词句都直接来自于韩愈的文章，比如《反对党八股》中的“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就来自于韩愈的《送穷文》。

袁吉六对毛泽东的刻苦和进步非常满意，后来经常在他的作文后面批注“孔融笔意”、“昌黎手法”等评语，并给同学们传阅。这是袁吉六第一次有恩于毛泽东。

1915年上半年，湖南省议会做了一个新的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师范生要缴纳10元学杂费。这对大多数的穷苦学生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第一师范的校长张干为了讨好上司而向政府建议的，一师的学生们得知以后，于是决定集体罢课。

张干

毛泽东也积极参加这次行动，他还积极组织同学散发传单，要把张干从校长的位子上拉下来。此事闹大了以后，省教育司专门派督学来学校请学生复课，学生们坚持声称：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督学无奈，只好答复说：“这个学期快完了，你们还是上课，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张干为此大怒，要把毛泽东等17个“闹事”的学生开除。在这个关键时刻，袁吉六再次挺身而出，他联合杨昌济、徐特立、方维夏、王季范等教师坚决抵制这项决定，这才保住了毛泽东的学籍。这是袁吉六第二次有恩于毛泽东。

从1913年到1918年的5年时间，袁吉六一直担任毛泽东的国文教师，每当他与同事们评价毛泽东时，他总会说：“挽天下危亡者，必斯人也。”事实证明，袁吉六的眼光确实没有错。

1918年，毛泽东从一师毕业后，投身革命。袁吉六也在这一年离开了第一师范，先后在省立第三女师、湖南大学执教。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与袁吉六失去了联系。1932年，袁吉六不幸病逝，享年64岁。

袁吉六之墓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得知袁吉六早已病逝多年，非常悲痛，他指示湖南省政府一定要照顾好袁吉六遗孀戴常贞的晚年生活。在毛泽东的关照下，戴常贞晚年的生活很幸福，她一直活到了88岁。

毛泽东和他的恩师的这些佳话，虽然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必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